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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金的“讲真话”是培育新时期文学的酵母

2019/10/17 13:49:53

巴金的“讲真话”是培育新时期文学的酵母

“《随想录》不仅是新时期文学的产物,而且是新时期文学生长的土壤和酵母。”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、主讲者周立民在大隐书局举行的“纪念《随想录》创作完成三十周年系列”讲座上感慨,巴老常提的“讲真话”三字,实际上在“新时期文学”生成中起了巨大培育作用。

 

“人只有讲真话,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。”1978年至1986年,巴金耗费8年心血写就《随想录》,手中的笔就像手术刀,一下一下地割着他的心,他写道:“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,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。”不解剖自己,不挤出“脓血”,就讲不出“真话”;不分是非、辨真假,就难免再犯错误。为了认识自己,巴金才不得不解剖自己。

 

新时期文学通常指1976年以后的文学家创作活动,《随想录》无疑是新时期文学的产物;但反过来,《随想录》中对“讲真话”的思考、对文学创作的反思,也给新时期文学“添了一把火”,火光照耀下,催化出新的文学创作。

 

周立民认为,巴金的反思和觉醒自1972年就已经萌发。“当年8月13日,巴金的妻子萧珊去世,这对他是最惨重的打击,促使他开始对后半生走过的道路进行反思。在《随想录》里,巴金一再强调“说真话”,因为在荒唐的年代里,“说谎的艺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方,谎言成了真理,说真话倒犯了大罪。”于是巴金奋笔疾书,高喊:“十年中间我逐渐看清楚十座阎王殿的图像,一切都是虚假!我的脑子清醒,我回头看背后的路,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。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,用鲜花装饰的谎言! ”

 

“讲真话有三个层次:一是表达自己的所感所想;二是直面真相,不能讳疾忌医;三是要讲独立思考过的话;四是言行一致。”周立民总结道。“讲真话”强调,“真实”是写作的底线,这种精神给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敲响了警钟。“新时期的伤痕文学、反思文学,都回到了文学原点,即作家应该把真实的经历写出来。在孵化和孕育这种文学风气过程中,巴金起到很大作用,他告诉大家,套话、空话、假话都不能再写下去了。”

 

文学是什么?作家要写什么样的文字?巴金在《随想录》给出了直截了当的回答:“文学有宣传的作用,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;文学有教育的作用,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。塑造灵魂也好,腐蚀心灵也好,都不是一本书就办得到的。”周立民认为,巴金的观点意味着文学创作应回到文学本身,“过去的文学不堪重负,就像巴老说的,自己像是旧社会的吹鼓手,什么红白喜事都拉去吹吹打打,吹吹打打哪有功夫写作品;所以,他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各司其职,作家靠作品存在,作家是活在自己的艺术实践里而不是活在长官的嘴上。”

 

巴金不主张掩饰伤痕,他支持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关怀,同时也用自己的创作让新一代作家感受到了五四传统的延续。讲座开始前,每位到场听众都领到了巴金故居专门编印的一份《随想录》散页,所摘录文章为《创作自由》及《再说创作自由》。巴金在书里写道:“创作自由就在我的脑子里,我用不着乞求别人的恩赐,也不怕有人将他夺走。”他认为作家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,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,写出自己想说的话,这就是争取“创作自由”。文学从这里起步,会走到百花盛开的园林。

 

“我们讲巴老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,难道新时期的文学氛围对他没有影响吗?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下,他心底的话能被催生出来吗?”周立民认为,探讨新时期文学,不能孤立地解读《随想录》,必须看到冰心、萧乾等老作家群体的共同贡献,“巴金在合订本里说道,写作过程中有很多朋友给他鼓励,也有很多朋友追随着他的道路,这些都构成了共同的文化图谱。”